当然文人作官有弊端，比如说过于理想化，感性，意气用事，过于耿直，不善变通，但文人作官最能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人格，能很好的引导社会之学风，净化社会之风气，这是纯粹官僚所不具备的。文人学者在为官的同时，他们还受着书香的熏陶，维护着良知的善恶，受传统仁义礼智信教化的影响，不但要做官，还要尽心去做好官、清官，为人民谋福祉。

纯粹的官僚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作官，做大官，为此可以不择手段，颠倒黑白，排斥异己，结党营私，好坏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。而宋朝当下官场便是这样，浮躁，虚夸，**成风，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已经成为了背影，形象工程，政绩工程比比皆是，受苦的都是百姓。

再现在的官员，个个象大爷，不管职位多高，外出鸣锣开道，前呼后涌，搂钱享乐，杯觥交错中忘记了自己是谁，试想还能有多少时间能静下心学习深造，深入基层，了解民情，反思施政呢？像蔡攸、梁师成之流都是不学无术，如果谁能在公众场合引用个一两句诗句，就显得很稀奇，便被众人冠以儒雅的美誉，这真不知道是悲哀还是讽刺，是社会的悲哀，还是政治的悲哀！

而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州府学堂，甚至太学，一些人也不是安心育人做学问，那里也成了另一个名利场，就如同现在的一些‘叫兽’，靠造假、抄袭起家，名片之上侧重的却是处级、厅级、部级之头衔，等级之森严，往往少了高校的纯净，书生的影像，学问成了政治资本，成了政治花环。即使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些浮夸、做作之嫌，他们也不过想为自己博得一个儒雅亲民的头衔，好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渲染一个良好的环境，一旦原形毕露，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虚假。

宋朝选拔官员主要的途径是科举，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，已经出现了许多弊端，丧失了公平性，一些落第者不免心生怨念，导致落第者既不能加入宋朝政权以致“富贵”，就免不了背叛宋廷，以其他方式“自致富贵”了。

落第者背叛宋朝，在宋代是很严重的社会现象，《水浒传》中的王伦说的最明白：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，因鸟气，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，续后宋万来，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……这种事件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谋逆，即自建游民武装，试图与宋廷争夺政权。区希范、孔直温、刘邕、刘沔、胡信、都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即使震动朝野的侬智高反宋，其中也有黄师密、黄玮等落第者参与。背叛宋廷的另一个表现，则是叛国，即加入到与宋朝敌对的政权中云，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景佑年间落第者张元、吴昊叛往西夏，加剧宋朝西北边境之患。

面对落第者不能加入宋廷“致富贵”而背叛的局面，宋廷只好扩大“共保富贵”的范围，想方设法将具有政治威胁的落第者纳入到政权中来。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，宋代出现“仕途捷径无过贼，上将奇谋只是招”、“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”的情况。用朱熹的话说，“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。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，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，动不动便鼓噪作闹，以相迫胁，非盗贼而何？”

经略制置司掌一路军政，有征辟、举荐官员的权力，童贯就是凭借着这种优势提拔亲信，收买人心，为己所用，控制了西北官场。赵柽想借鉴一下他的经验，建立自己的文官班底，但是他打算弄得隐晦一些，低调一点，免得让人识破自己的‘野心’。

赵柽在除夕之夜将自己的几大参谋都聚到自己的府中，利用这个机会说出了自己的打算，开始他还担心会被反对，但是没想到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。除了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观念作崇外，他们早就想明白了，政治斗争和战场厮杀是一样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现在自己上了王爷的船，就是王爷的人，如果哪一日王爷失势，也就是他们倒霉的时候，而能够自保唯一的途径就是让王爷的实力达到一种可怕的程度，使人想动他的时候都要好好想一想后果

经过几次讨论后，大家终于按照王爷的意思做出了一个可行性计划，便是以经略制置司的名义建立路学，而其实质却是王爷办的私学，在全路招录优秀人才入学，同时寻访有真才实学之人，如能接受他们的理念，忠于王爷便可上报朝廷举荐其为官，在各处安插自己的人手，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，达到控制一方的目的

赵柽没想到此事大家‘想’到了一起，便放心的将这件事交给了何去非和黄经臣负责，假期一过他便重返九宫寨练兵，用军事上更大的胜利来给自己赢得更大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