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少卿不敢发作，只能尽量平静地走到那块被圈起来的空地里。用她眼光来看，被指到这里来的人，有的人也像她一样灰头土脸、衣服破旧。还有的人则贼眉鼠眼，用惊慌不定的眼睛四处『乱』看着。

一个警察，手里拿着纸夹子，走到左少卿面前，用冷峻的目光上下打量她。

左少卿明白，目前的情况对她非常不利。

“你的名字？”警察拿着笔，打开纸夹子，抬头问她。

“左少卿。”她轻声回答。

“从哪里来？”警察又问。

“从昆明来。”左少卿的声音更低了。

“来干吗？”

“来找亲戚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那边过不下去了，想在这里投亲戚，找个事做。”左少卿轻声回答。

“有证件吗？”

左少卿摇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警察的目光就有一点阴沉了，再次上下打量着她。他点着脚下说：“在这里等着，不要走。”然后就转向旁边的人。

左少卿冷眼看着，果然旁边的那个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什么证件。警察看过证件，向那人挥挥手，就让他走了。这时，她就很犹豫，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她低着头，静静地站着，努力不引起别人更多的注意。

一个小时后，左少卿和另外十几个被挑出来的人，被赶上一辆卡车。

现在，左少卿坐在颠簸摇晃的车厢地板上，无言地看着外面，心里沮丧而灰暗。此时的感觉，竟是无从说起，甚至也无从想起。

她自从在南越金兰湾窥见阮其波被人刺杀后，到现在，差不多已有二十天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几乎是步步惊险，步步危难。她在梅医生诊所里搏命。从美军基地里飞逃。两个向导被人先后枪杀。她越境时又将脚髁扭伤。在金边被台湾来的人追杀。最后，她从柬埔寨国家监狱里越狱出逃。所有这一切，她都挣扎着闯过来了，真的是步步艰险，步步命悬一线。

现在，终于回到国内了。从她的感觉里说，她已经回家了。她在台北七年，日思夜想的，就是回家呀！但是，就在刚才，她被警察和戴着红袖标的人喝斥着，推搡着，赶上了这辆卡车。她颠簸着，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消除的耻辱感。

她有些茫然地望着车外的街景。旧景依稀，还存在她的记忆里。她看出来了，卡车正向下关方向行驶。她记得，下关警察分局有一个拘留所，应该是过去留下来的。毫无疑问，她将要被送进这个拘留所里。

现在，她该怎么办？

怎么办？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对有选择的人说的。但她现在，其实没有选择。也许，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告诉警察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她要和一个叫杜自远的人取得联系。

但是，继续往下想，她就感到恐惧了。

警察一定不会相信她说的话。谁又会相信呢？这样一个穷困潦倒、满头『乱』发的女人，竟在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里潜藏了多年？她想骗谁呢？混一顿饭吃吗？

于是，警察们一定会反复盘问她，没完没了地盘问。那时，她可能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得说出从前的经历，说出她的真名和曾经用过的名字，说出她曾经在南京的经历，说出她后来在南越的经历。最后，她只得说出藏在香皂里的，那个至关重要的胶卷。这样一来，毫无疑问，香皂和香皂里的胶卷就会离开她的手，离开她的控制，甚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

也许，到了最后，警察终于相信了她的话。他们就要层层向上级汇报，把她的身份、她的经历、她的秘密，一遍一遍地说给别人听。她的身份、她的经历、她的秘密就会在整个公安系统里流传。最后！他妈的最后！她的身份、她的经历、她的秘密就会毫无疑问地流进“水葫芦”的耳朵里。这是肯定的，没有“几乎”。

毫无疑问，接下来的结果，她会在某一个夜里，被人刺死在牢房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