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话虽有理，道理中却变不出银钱来。”

张诚沉默片刻，道，

“皇爷不是才裁减了织造……”

朱翊钧又掠他一眼，眼皮一抬一颤，自是抖出一份专属于深宫禁苑中的威严，

“上上下下统共就那么点儿银钱，你们倒是挺会替朕盘算。”

张诚不语。

却听朱翊钧叹气道，

“拆了东墙补西墙总不是个办法，今日你们有能耐拆了朕三宫赏赐的‘东墙’，那明日呢？明日要哪里再出事，你们难不成还有本事敲了那九边军饷的‘西墙’去补？”

张诚道，

“待秋税收上来就好了，今岁北方委实是旱了些，但江南五府仍有‘白粮’可用，好坏总能填补些军需。”

“白粮”特指明廷于江南富庶之地，常州、苏州、松江、嘉兴和湖州五府，在秋粮之外派遣的额外漕粮，其所征课供为宫廷和京师官员专用，属于江南五府独有的田赋附加税种。

朱翊钧笑了一下，道，

“又要朕对江南加赋？朕可开不了这口。”

张诚道，

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，皇爷有甚么不好开口的？”

朱翊钧道，

“你倒是说得轻巧，内阁现在三个南直隶人，你让朕怎么开口？去岁内阁和徐贞明提议要在北方开垦水田，减免江南漕粮之负，朕可是帮你们北方人说了话的。”

“内阁当时可是振振有辞，连‘北京雄据上游，兵食宜取之畿甸，今皆仰给东南，岂西北古称富强之地’这种话都出来了。”

“还是朕对他们说，南方地下，北方地高，南地湿润，北地缣燥，若于北地强开水田，则人情不便，倘或百姓不愿，则不该强行。”

“否则北方连年天旱，到了今岁这派连井泉都干涸的境地，说不定底下还有不少官吏，要凭着那些‘莫须有’的水田，争相上疏劝朕不必蠲免北方税粮呢。”

“申时行虽然明面上一直不说，但朕心里清楚，江南已是财乏困敝，民力殆尽，倘或再竭泽而渔，恐怕我大明不日就要再出一个方腊、张士诚了。”

“光朕一人信了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有甚么用呢？百姓天生不爱诗书礼乐，陕西那些采石为食的饥民又听不懂王事靡盬。”

张诚不吱声了。

朱翊钧合起了手上的奏章，

“军需的事朕知道了，且先缓一缓罢，科道官只管张嘴博名，朕却得开源节流，好生合计。”

张诚道，

“那郑雒的这封奏疏，皇爷想要如何处置呢？”

朱翊钧原想说“留中”，话到嘴边，临时又改了主意，

“你便这般回覆他，驭虏事宜，屡经督抚官条议，勿徇虚喝，勿轻私饵，兵不可玩，威不可亵，小过弗责，小隙必杜，著相机实行，毋事空言。”

张诚觉得皇帝的这话有点儿推卸责任，不禁进一步问道，

“皇爷可要御笔亲批？”

朱翊钧看了一眼题本，道，

“内阁已有票拟，你便照朕先前所说批朱便是。”

张诚只得应下，随即又道，

“皇爷事事嘱托于司礼监，奴婢负之重任，心中不胜惶恐。”

朱翊钧摆手道，

“都不是甚么大事，古人云，‘取人之道，参之以礼；用人之法，禁之以等’，朕是事事嘱托于司礼监，又非事事听从于司礼监，且朝政大事一向有内阁、六科时时驳正，你实不必为此惶恐。”

朱翊钧说这话的心是真诚的。

万历年间的司礼监远远未到像天启年间一般大权独揽的地步。

实际上，就在万历十七年，也就是后世所公认的“万历怠政”开始时期，万历帝还曾因雒于仁在《酒色财气四箴疏》中提及张鲸在官内擅权不法，要申时行等四位内阁辅臣对这位掌东厂太监加以训斥戒谕，而这在天启年间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作为万历皇帝东宫时期的心腹内宦，张诚绝不会像魏忠贤一样僭越揽权。

魏忠贤之所以会落得那般下场，就是因为他获得权力的同时，也失去了作为一个宦官最大的倚仗。

司礼监依附皇权而生，它表面上像一丛荆棘，其实内里却细嫩得仿佛菟丝花。

因此朱翊钧毫不怀疑张诚的忠心，就像张诚毫不怀疑三纲五常乃事君根本。

朱翊钧甚至相信，倘或自己此时突然发话将司礼监全部裁撤，相关人等全部绞杀流放，张诚也一样会像先前那般跪伏在地，不住叩头谢恩道，

“天王圣明，臣罪当诛！”

朱翊钧前后两辈子加起来才刚刚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，还没能进化到听人恭维圣明，便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明的境界。

正因为朱翊钧尚能分辨恭维，所以他知道此时的自己还离不开司礼监。

这倒不是他作为穿越者的先见，而是一个普通人固有的自知之明。

张诚这回却很实在，朱翊钧让他别惶恐，他就真的不惶恐地苦笑，

“皇爷，科道官‘风闻奏事’，议论的不仅是朝政，人事他们也能纠偏。”